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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上海被查司法掮客多是房产律师

《南方周末》今天发表题为“法官集体嫖娼案背后的司法掮客”调查报道。报道称上海约有七八名与高院民一庭副厅长赵明华有交往的律师被要求协助调查,其中不乏沪上大牌律师。报道透露,此次浮出水面的司法掮客主要是房地产律师,不过,文章强调“不独房地产领域,凡是有司法利益的地方便有‘掮客’的秘密身影。”其中“真正的大掮客,已经不屑于赚取介绍人脉的‘搭桥费’,他们所做的,是案件办理的转包生意,而这些大掮客所依靠的,通常都是大领导。”

另外,报道还提到,此次请客法官嫖娼的原上海建工四建集团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郭祥华是沪上知名“企业法律顾问”,早在2003年便获得“全国建筑领域优秀法律顾问”称号,且与“承办房产案件的多位法官颇为熟悉”。

值得一提的是,报道称“官方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赵明华其实并未干预‘复仇者’当初的案件。”以下为《南方周末》报道:

(记者 叶榆)一场维权者对法官的“复仇”,将沪上法律界活跃多年的司法掮客群体放到了聚光灯下。

2013年8月2日,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爆红网络。视频中,上海高院4名法官在沪上远郊一度假村内接受吃请且参与情色活动。

8月6日,上海市纪委公布调查结果,上海市高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副庭长赵明华、纪检副组长倪政文被“双开”,并处以10天行政拘留;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留党察看两年并撤职。而组织者上海建工四建集团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郭祥华被开除党籍且被本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起因并不复杂。54岁的上海人陈玉献因为一场自认为“不公平”的诉讼,被法院冻结了账户,甚至遭遇了“限制高消费令”。不得已,他只能变卖价值700万的唯一房产偿还债务。多方调查后,陈玉献认定担任高院民一庭副庭长的赵明华是仇人。“正是他从中操纵,我才输了官司”,陈的唯一证据是,诉讼另一方和代理律师均为赵的亲戚。

陈玉献认为赵明华扮演了司法掮客,并导致了他败诉。

在法律圈里,售卖自己手中的法律界人脉,从而影响案件者均被统称为“司法掮客”,这里面有律师、官员,甚至包括媒体人,他们利用一切可调配的资源,将司法审判引入预定轨道,从中谋取利益。

据多个权威渠道透露,官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赵明华未干预此案。但受此牵扯,上海约有七八名与赵明华有交往的律师被要求协助调查,其中更有沪上大牌律师。而这,才是此次事件的关键点所在:将四名上海法官暴露于聚光灯下的录像所记录的,原本就是上海司法界“资深掮客”所组织的一场普通公关行为。

“搭桥费”

沪上法官集体嫖娼的组织者郭祥华无律师资质,但在2003年曾获得“全国建筑领域优秀法律顾问”的称号。

8月13日,上海市委政法委召开全市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大会,并组织观看了4名法官严重违纪违法的警示教育片。陈玉献提交给上海市纪委的时长逾30小时视频和书面材料,选入这部紧急赶制的影片。

据陈玉献介绍,这些视频记录了法官赵明华接受吃请并出入多个夜总会的历史,而埋单者“百分之九十是律师”,书面材料中还有一顿饭花费2万元的账单明细。

此次接受调查的七八名律师中,以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寿如林最为著名。他被怀疑利用私人关系,介绍年轻律师与法官赵明华认识,并从中收取所谓的“搭桥费”。

寿如林所在的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素以“律协会长摇篮”闻名沪上。而寿本人的律师执业历史更可追溯到1990年。熟悉寿的法律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寿在律协内部颇为活跃,同时向多个政府部门提供法律服务,“属于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律师”,寿在1999年便被上海市司法局评为“职业道德标兵”。

因为调查结果尚未公布,寿律师在“搭桥”中获利多少,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寿如林“搭桥”、充当掮客的做法,却并不为律师圈子陌生。

多名上海的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典型的“搭桥”生意是:当一名缺乏人脉的律师希望结交主审法官时,便会与掮客们取得联系。因为法官们交往谨慎,除非熟人引荐,一般不与小圈子外的律师接触。“哪位律师熟悉哪位法官,律师圈子里基本有谱”。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从事“搭桥”业务的律师收费不一,有的是固定数额,有的则是当面约定分成。其中夸张者,接手标的大的案件,承办案件的律师只能分到10%律师费,其余的90%则到了掮客的手中。“80%的律师收入微薄,只能依附于另外20%有司法资源者”。

但掮客们只是利益的输送者。他们需要拿出自己收益的一部分,用来维持自己与法官们的关系。此次把四名沪上法官带进度假村吃请并参与情色活动的郭祥华,所做的,只是他作为司法掮客的“基本工作”。

拥有广博人脉的郭祥华,不只是律师们中间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是公司企业眼中的香饽饽。据上海四建内部人士陈明介绍,郭祥华无律师资格,但曾担任过上海四建的法律顾问,并曾与外聘律师一起上庭。

郭在沪上建筑行业为人熟知,他更是早在2003年便获得“全国建筑领域优秀法律顾问”的称号。而郭祥华得以纵横上海司法界的本钱无他:“与承办房产案件的多位法官颇为熟悉”。

此次浮出水面的司法掮客们,多为房地产律师。这颇能反映过去十数年上海法律界中最为活跃的“大牌掮客”特点。2000年前后,上海市的土地审批和规划权从区一级逐渐收归市一级,上海地产企业之间的利益搏杀愈发倚重对司法资源的争夺。

身陷丑闻的陈雪明和赵明华,在上海高院民一庭主审房地产案件;而因酒醉未接受色情服务的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则以金融案件审判为主,这都是地产行业极度倚重的司法领域。

掮客们用来维持自己法律界人脉的手段,绝非仅仅的“吃请”而已。用“最大的硬通货”——房产来搭建资源,以期望受益者能在关键时刻左右案件,成为沪上地产商热衷之事,“房地产争议很少不需要向司法系统行贿。”一位开发商人士曾如此吐露苦衷。

尽管上海四建集团的母公司——上海建工董秘回应郭祥华系私人关系请客。但是地产业与司法权力之间借助“掮客”暗通款曲,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例如经年未决的徐汇“帝景苑”股东纠纷一案,因股东一方举报多个政府部门官员获得超低购房折扣而备受关注。举报股东的代理律师宋濂溥律师曾因法院一再延期数次发公开信,“多位司法系统干部低价购房,从而充当司法掮客,成为在司法上阻击我当事人的重要原因。”宋濂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此次集体招嫖事件中,法官赵明华成为举报人陈玉献的重点目标。陈玉献始终坚持赵明华涉贪,理由同样来自于房产。赵有4套房,其中两套均于2005年全款购入,“赵妻无工作,房产与赵的工资收入严重不符”。

每一个环节都有“掮客”

真正的大掮客,已经不屑于赚取介绍人脉的“搭桥费”,他们所做的,是案件办理的转包生意。

不独地产领域,凡是有司法利益的地方便有“掮客”的隐秘身影。

与全国情况大致相同,上海律师行业走向市场化起步于1980年代末期。彼时律师群体并不活跃,数额较大的经济案件被垄断在少数资深律师手中,年轻律师能够脱颖而出,多数系从身为司法系统官员的父辈处承接人脉。

1995年,原上海高院经济庭一领导之子因充当“掮客”而暴露。彼时,他帮当事人违规解封一艘被海事法院扣押的货船。当事人支付的20万元,其中有4万被转到了该法院一名法官手中。这是上海律师界所周知的案例。

事情败露后,这名掮客一口气列举了自己曾行贿请吃的七十多位法官。最终,掮客被免于刑事处分。收受4万元的法官获刑7年,另有一名法官被劝退。

司法系统的很多环节都有“掮客”的生意。小到劳教、取保候审,大到刑事案件或标的天价的经济官司。有案子的地方,便可能有掮客。

借助亲属关系轻松游走司法领域,仅是律师掮客中的少数。更多的低端掮客则是集中在诸如劳教案件、取保候审案件中。这些案件收费不高但是市场需求旺盛,因公安系统在是否劳教上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能够与办案民警打通关节,能罚款就不劳教。

取保候审业务也被少数律师当做赚快钱的领域。甚至有沪上律师创办了专门的“取保候审网”,承诺不成功不收费。在2003年前后,为了精简人员,上海司法系统内部提倡“买断工龄”,从检察系统外流者中,无法通过司法考试的极少数人,便开始借助原有的人际关系承揽这一业务。

据多名上海资深律师介绍,真正的大掮客,已经不屑于赚取介绍人脉的“搭桥费”,他们所做的,是案件办理的转包生意。这些大掮客所背靠的,通常都是大领导。尽管大领导们的批示多为原则性的“公正审理”,但这样的批示,足以解决不予立案和延期审理的问题。

“防火墙”如何生效

“遏制腐败要从根上做起,应该加强审判、执行环节的透明度、权力的制衡以及社会监督的力度。”

角逐这块司法蛋糕者,还包括退休的司法系统官员。

据网络检索,上海排名前15位的律所,几乎均有上海高院和中院退休领导担任顾问角色。多位沪上知名律师告诉记者,并无证据显示,这些顾问充当“司法掮客”,最后操纵了审判结果。“但法院系统多少会买老领导的账”,甚至法官不拖延安排开庭,也能为这些承接巨额标的案件的大牌律所节约宝贵时间和精力。

2009年,为了规范公务员退休或辞职后的从业行为,上海市纪委颁布新规,要求副处级以上干部在离职三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社会中介机构等营利性组织任职,防止其利用原来的影响谋取利益。

然而,这一新规因为缺乏相应的惩处措施而饱受争议。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沪上部分律所甚至聘请退休法官担任“隐名顾问”,这一切都是为了低调而安全地进行司法运作。

针对此种状况,沪上人大代表曾发起动议,延长法官退休年龄,一方面发挥经验优势,同时避免退休法官“充实”律师界的负面效应。

事实上,上海法院系统一直在建立“司法掮客”的防火墙。除了颁行最严厉的规定,包括不许律师法官同吃同住同行等,甚至率先于全国推出法官与律师配偶“一方退出机制”,只要法官的配偶是律师的,该法官不能担任本市各级法院的院级领导和审判委员会委员,原则上也不能担任审判、执行等业务部门领导。

推行之初,上海高院领导未达成统一意见,最终选定静安区法院试点。一年之后,全市94个配偶为律师的法官家庭全数实现了一方退出。上海高院党组在总结此项制度时表示,配偶为律师不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会影响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直到2011年,最高院采纳了上海高院这一新规并加以扩展,包括子女为律师的法官家庭也必须有一方退出。

关注律师行业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对这一制度评价为“形式大于意义”,“从根本上讲,‘一方退出机制’并不能遏制腐败”。

甚至于原上海律协一位领导也表示,夫妻店少有,更多的“司法掮客”引发的腐败集中在同学关系、同乡关系。

多位上海法律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掮客是少数人,但是败坏了整个司法。希望借此能够有所整顿。司法掮客的土壤便是将司法权估价出售谋取私利。司法行政化造成司法难以独立,长官意志决定案件走向。此种风气愈演愈烈,当事人只相信搞定领导才能赢得胜利,对于司法愈发缺乏信任,本就激烈的律师行业竞争最终演变为从专业素养扭曲为权力买办之间的较量。

“遏制腐败要从根上做起,应该加强审判、执行环节的透明度、权力的制衡以及社会监督的力度。”王进喜教授表示。

透明、制衡和社会监督,成为如陈玉献这样的司法维权者的期待。他甚至骄傲宣称,“法院都怕我,因为如果判得不公,我就敢到法院门口贴大字报”。在此之前的数个官司中,陈均获胜诉。

唯一的败绩,成就了这场被舆论视作完美的复仇。